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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周恩来与曹禺的交往
发布时间: 2019-05-31 16:00:51   作者:周恩来纪念网  

《北京人》是反封建的力作

1941年,曹禺的《北京人》问世后,由于剧本描写一个封建大家庭没落、瓦解的故事,于是有人批评曹禺爱恋封建社会的道德与感情,低回婉转地不忍割舍。

更为引人注目的是,这出戏中出现了一个猿人的影子,剧中还有一大段歌颂原始社会生活的话,有人借此指责曹禺不够进步,指导思想模糊。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的张道藩抓住出现的猿人身影做文章,批评剧本脱离抗战现实。

以上这些评论,进步文艺界和国民党方面的都有。但是,大家都赞赏曹禺在《北京人》中表现出来的才华,说剧本中人物性格塑造得好。

194110月,《北京人》在重庆抗建堂剧场上演。这部曹禺的新作,由青年演员耿震、沈扬、赵韫如等挑大梁任主演,他们也十分卖力。于是,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,一方面批评《北京人》剧本之声不断,一方面看《北京人》演出的观众很踊跃。

周恩来不惧抗建堂200多级石阶高坡,一遍又一遍地观看《北京人》的演出。他看到了《北京人》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。周恩来召集南方局文委的同志对该剧进行认真的讨论后,让他们在194226日的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了《关于〈北京人〉》一文。文章说:“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,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,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物,助之走向太阳,走向光明,走向新生活。这就回答了对《北京人》与抗战无关的批评。对于这些来自进步阵营或党员的批评家,南方局和周恩来不因为他们是自己人而护短,劝告他们收起他们抗战八股式的批评。文章就瑞贞和愫芳的出走指出:剧本虽没有明确地指出消灭旧制度的具体出路,却已暗示了改造旧社会的新生力量的所在。当时,《新华日报》刊登的文章不仅在进步文化人中,就是广大群众当中也有权威性影响。

《关于〈北京人〉》一文在重庆发表后,拂去了罩在《北京人》上面的尘土,看《北京人》的观众越来越多。周恩来对《北京人》的关注,深深打动了编剧曹禺和导演张骏祥。他们两人本有去上海发展小剧场话剧艺术的打算。这个小剧场像莫斯科小剧院那样,剧校学生把名字都替他们取好了,称之为黄(佐临)万(家宝)张(骏祥)小剧院。看到重庆有周恩来这样的领导,他俩改变了主意,坚定地留在重庆抗战剧坛。

有争论处是否修改,由作者考虑

19422月,《北京人》第二轮演出,周恩来又一次去抗建堂观看,并到后台看望了导演张骏祥和演员们。之后,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叙谈。他赞赏曹禺在《北京人》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,十分真实而深刻;剧中人物栩栩如生,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。同时,周恩来对曹禺在《北京人》中发出对于原始人类的憧憬,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,发表了意见。

曹禺对剧本中的北京人,借人类学者袁任敢之口是这样说的:这是人类的祖先,也是人类的希望。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,要恨就恨,要哭就哭,要喊就喊,不怕死,也不怕生。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,自由地活着,没有礼教来拘束,没有文明来捆绑,没有虚伪,没有欺诈,没有阴险,没有陷害,没有矛盾,也没有苦恼,吃生肉,喝鲜血,太阳晒着,风吹着,雨淋着,没有现在那么多吃人的文明,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。

周恩来就这一段描述对曹禺说:“外面对剧中这种表现有批评,我以为这是作家一种想象的表现,不必苛求。接着又说:“您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哪,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。这一处是否要修改呢?周恩来请曹禺自己考虑,如果改起来有困难不要勉强。周恩来从政治的视角说这番话,提了这样的意见。

对曹禺来说,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这样写的。北京人的存在,是为了和在封建社会压抑下,人们不敢爱、不敢恨、不敢哭、不敢喊相对比的;同时,也是与封建礼教卫道者的欺诈、虚伪、阴险、陷害作对照,是剧本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。为此,曹禺没有修改剧本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周恩来身居国家总理的高位,也没有对此横加干涉,这段话至今仍然保留在《北京人》剧本中。但对于周恩来和他这次亲切的交谈,曹禺深为感动而铭记在心。这段往事,至今仍为戏剧工作者所津津乐道。

周恩来没有因为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而冷淡曹禺,仍然一以贯之地关心曹禺的剧本创作。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,对于曹禺以往创作的剧本《蜕变》予以保护,对曹禺新创作的《明朗的天》、《胆剑篇》更加关怀;对于曹禺在创作上的苦闷,尽量予以解决。

轰动重庆第一《家》

若问抗战期间的话剧,哪一出最能震动年轻人的思想?最能鼓舞人们奔向新的生活?曹禺的《家》应属首选。

1942年盛夏,在重庆酷热如蒸的日子里,曹禺在唐家沱一艘泊岸待修的旧轮船上,打着赤膊改编了巴金的《家》为剧本。在此以前,巴金曾专程去江安与曹禺相聚6天,在一盏菜油灯的微光摇晃下,他们整夜畅谈《家》的改编一事。曹禺觉得自己对觉新、瑞珏、梅表姐这三个人要熟悉些,改编剧本就从觉新、瑞珏两人新婚之夜写起,写封建制度给这对夫妇和梅表姐带来的不幸和深重灾难。剧本借新婚之夜瑞珏与觉新诗意的独白,瑞珏与梅表姐哀伤至极的长谈,以及瑞珏在病榻上与觉新凄婉诀别的几场戏,道出了瑞珏对觉新真挚的爱情,对自由、对春天、对阳光的向往。曹禺改编《家》的审美独创,尽现其中。

1943年,《家》在重庆道门口银社剧场演出。巴金的《家》写得好,曹禺改编的《家》更具舞台魅力。第一幕,戏一层一层地展开,到了夜半洞房,觉新和瑞珏的独白,窗外的湖光山影,雪似的梅花,杜鹃声声……诗一般的境界,迷住了观众,终身难忘。有人喜爱这场戏,竟然十几次走进剧场,问他为什么,他说不为什么,就是喜欢,越看越想看。《家》共演出86场,近9万观众,场次和观众都创重庆抗战时期剧场演出最高纪录,因此有了轰动重庆第一《家》之说。

《家》产生的精神力量也是难以估计的。封建势力给三位青年男女的迫害,使人们深深感受到了不推翻封建势力,就谈不上人生的幸福与自由。然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掠掳,更比封建势力来得直接、凶残。《家》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民,为争取自由、民主、幸福,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!

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,各方文化人云集,对于话剧的演出,报刊上常常是百家争鸣,就是我党办的《新华日报》也不是舆论一律。对于话剧《家》,一面是好评如潮,一面是刚来重庆的文艺家何其芳另有评论。他批评曹禺的《家》,没有写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,认为剧中所写的封建婚姻造成的不幸,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牙痛罢了。既然是牙痛,那就忍痛把牙拔了出来,也就可以霍然而愈的。何其芳的这种批评,当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面目出现的,但是,观众却不听这位批评家的警世良言,《家》的观众仍有增无减。在以后的岁月里,各地剧团仍争相演出,甚至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,更有据此剧本拍摄电影的。

周恩来不仅赞赏《家》的剧本与演出,他对在剧中扮演瑞珏的张瑞芳说:“你和觉新的戏,我和你们的邓大姐都喜欢。有的还把它在家中模仿着演了一遍。周恩来边念着剧中台词边表演着说:“(瑞珏)到了七十、八十了,儿子、儿媳妇站在这边——(觉新)女儿跟姑爷……”1981126日,我在上海访问张瑞芳时,她高兴地对我透露周恩来对曹禺改编的《家》的喜爱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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